城市的標志性建筑因記錄著一個城市在特殊歷史時刻的內在悸動而被寫入歷史。1949年北京成為首都，就意味著這個城市將承擔著社會和政治的作用和任務，地方性風俗、習慣將被融合在一起，按照政治觀念重新塑造，成為國家的概念，所以北京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城市。

　　英國《泰晤士報》不久前報道了一項建筑評比，評比世界范圍內正在建設的十大“最具雄心”的建筑工程。評論說，這些建筑工程大都規模龐大，讓人過目不忘，最重要的是，這些建筑將改變的不僅是建筑史而是這個世界。北京以奧運主會場、央視新址、首都機場3號樓占據了十分之三。

　　從50年代的十大建筑開始，北京也有一個評選十大建筑的慣例，每十年評選一次。如果評選這十年的十大建筑，不僅有以上三個，還一定會包括國家大劇院和水立方。由于機場3號樓地處市區外圍以及其他原因，并沒有形成直觀的震撼，而其余四大建筑從方案開始的周折不斷就顯示了它們對北京城市性質的不同定義。

　　什么是建筑？包豪斯的格羅皮烏斯說：“是清晰地表達人的最高尚的情操，他的熱情，他的人性，他的信仰，他的宗教。建筑曾經是那樣的。”從什么時候建筑不再是那樣了？城市研究大師芒福德把歐洲建筑形式和城市內容變化的時間劃定在15·18世紀之間，從那時候起，一種新的文化特征在歐洲形成。這種現代城市形式和內容產生的來源是，新的資本主義經濟，新的觀念形態，新的國家政治結構。城市建筑不再關乎審美或情感，而是對社會秩序的解釋，建筑也總是超越功能的，是建筑的形式給人們以經驗，賦予城市以結構。

　　中國的城市建筑來自不同的觀念形態和政治結構，不能與之對應。從變身為現代國家后，城市也在發生結構性的變化。

　　1953年北京市第一個規劃方案《改建與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中確定了政治、文化中心的定位，同時要成為一個大工業城市。當時北京幾乎沒有現代工業，160多萬城市人口有30萬人失業，占就業年齡人口的40%左右。為擺脫這個困境，“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開始工業化改造，在朝陽區興建了大批工廠。從當時的政治理想看，這不僅是為擺脫困境的應對措施，更寄托著對現代化展望和勞動階級價值觀的強力推行。

　　作為政治中心，北京首先是1958年開始的對天安門廣場的擴建和建設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和革命博物館等十大建筑。但開始規劃的十大工程其實和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不太一樣，最初規劃里，廣場西側定為萬人大會堂和5000人宴會廳兩個建筑，東側革命博物館和歷史博物館是兩個，后來才合為一個，科技館和國家劇院的地基坑都挖了，但沒有實施。1959年把已經建成的民族宮和華僑飯店、體育館補充進十大建筑。當時的北京建筑設計院院長沈勃說：“在延安時，毛主席就設想等革命勝利了，建一個能容一萬人開會的大禮堂。”人民大會堂建成后標志著國家政權的形象，此后整個中國被組織到一個全新網絡中，參加各種會議成為各黨派各階層新生活的一個基本形式，與人民大會堂意義相仿的禮堂成為城市鄉鎮的一種普遍標志。十大建筑的完成確立了北京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城市形態。

　　到了1982年，北京市編制的《北京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方案》中不再發展重工業，因為市區工業發展造成能源、水源、用地、交通的全面緊張，影響了政治、文化中心功能的發揮。這個規劃中增加了國際交往中心這樣一項新內容，因此有了長城飯店、首都機場新樓這種性質的建筑。到了這時，經過了最初的城市改造和十年混亂，舊城區里的新建筑在數量上已超過舊建筑，而整個社會愿望是找回混亂了十年的生活線索，重新安頓世俗常態的生活。因此如何改造城市的矛盾問題在這個氣氛下發生了變化，在規劃方案中就體現為保護文物古跡的條目，和對住宅、生活服務設施建設的強調。

　　80年代建成的國際展覽中心、長城飯店、首都機場新樓、彩電中心、地鐵東四十條站、大觀園、北圖新館等務實的工程成為新的十大建筑。與50年代對比有一個區別是，80年代的十大建筑是由市民投票、建筑專家評選推出的。這些建筑本身顯示了與中國政治政策的改變相應的民生傾向和啟動經濟的步調。

　　1993年10月修訂后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進一步提出建設開放型國際城市的目標，城市規模開始膨脹，大幅度地向郊區轉移。土地的有償使用、基礎設施的產業化經營，為這個城市集聚了越來越多的資金，催生著更多的建筑工程。一時間北京建筑眾生喧嘩，像整個國家一樣摸著石頭尋找著未來富裕生活的彼岸。90年代的十大建筑就在這喧嘩聲中產生，為亞運村奧體中心、恒基中心、東安市場、國際金融中心、外研社樓、中央電視塔、植物園溫室，新世界中心等。其中恒基中心似乎代表了北京向國際都市發展的第一輪努力。

　　這一輪努力迅速改變了北京的整體面貌，而新面貌模糊混亂，沒人會滿意這種混亂，“奪回古都風貌”的呼聲成為另一種努力方向，它使北京收獲了一批大屋頂的“民族風格”建筑。90年代的大屋頂建筑其實是對民族宮、農展館、北京站等“文革”前建筑形式的模仿。如果說50年代的民族風格來自一種民族獨立的自豪，那么90年代的模仿只是用那些來自過去偉大風格的碎片拼湊成的象征性裝飾，戲劇性的行為暗示著一種不確定的角色扮演。這種對新城市的遲疑與對新城市的急迫體現在建筑上都同樣缺乏從容的自信，尤其是在財力上缺少足夠的支持。

　　從某種意義說，國家大劇院是個轉折。它是個跨世紀工程，1999年7月，安德魯的方案獲選為國家大劇院的建設方案，今年開始使用。雖然它在建筑上缺乏新意，造價、環保指數以及與環境的關系都曾是爭議的焦點，這個方案獲選后，49位院士和108位建筑師曾上書反對，但最終沒能阻止它破土動工。因為這時候，城市生活的動力和內容已經離開了原來的支柱，北京放下了所有意識形態的抱負，在新的旗幟下聚集了力量，這個旗幟因為鮮明和強大而不可阻擋。因此，央視新址、奧運鳥巢、水立方興建必定是順理成章的選擇。正如庫哈斯在央視新址設計理念的闡述中所說：“這就是中國現在需要的建筑，我給你們帶來了。”

　　大型建筑工程通常不是建筑本身的功能需要，也不是建筑工程的技術問題，它總是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俗話版烏托邦的希望，這些層面的問題又往往交叉、糾纏在一起。北京的四大新建筑不僅代表了雄厚的國家資金在建筑上所能取得的成就，也清晰展示出北京城市性質的改變和城市升級的抱負。